〔第六輯〕論民族主義之得失

世界人種有黃、白、黑、紅、棕。但民族有多少呢？沒有調查的機會，所以不知道。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過去歷史上所講五族共和，只有漢、滿、蒙、回、藏的五大民族，沒有提到其他少數民族。新疆自漢朝開始已經叫做西域，漢武帝時代西域的突厥、匈奴、單于等少數民族長期來騷擾，因此漢武帝特別派出衛青和霍去病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趕出西北，一直打到一個地方叫做彭城。漢人向稱新疆為〔西域〕。九世紀以前，匈奴、烏孫、鐵勒、柔然、吐蕃以及漢族移民先後在此交鋒。九世紀中葉，維吾爾族祖先回鶻從蒙古高原遷徙過來，先後建立了西周回鶻和喀喇汗王朝。一一二四年契丹征服回鶻，一二零九年以後新疆又被蒙古統治。一七五九年，清軍徹底打敗天山北麓蒙古準噶爾部，又平定附庸於準噶爾的維吾爾族首領大小和卓的反抗。


清政府害怕準噶爾部東山再起，就對其實施種族滅絕政策，幾十萬人的強大游牧部落蕩然無存，只留下一個徒具其名的准格爾盆地。之後，清政府設立伊犁將軍府，建立滿城，又遷徙錫伯族、達斡爾族和漢族到北邊，來防範其餘的蒙古部落，從此改變了以前北邊蒙古族、南邊維吾爾族的格局。平定準噶爾和回部後，乾隆皇帝將這裡定名為〔新疆〕。

還有哈薩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藏族和其他民族，漢族和維吾爾族佔人口最多。中國各族文化差異很大和宗教信仰也有關連。過往有的少數民族所居住地方環境有限，如山區之地方交通非常不便，出入帶來困難，對外界接觸太少，因此造成文化上之局限性。時代在進步，國家大量開發交通和通訊設備，國家還特別關照少數民族政策，培養他們融入大家庭中。但是有一部分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差異，是很難接受外界文化，然而他們物質的生活又很想美式化。在矛盾中製造矛盾、思想上很容易激化製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不和，尤其容易受到外界勢力挑撥離間，變成民族對立面。

全世界最大的民族無可否認是大漢民族，大漢民族是個古老民族，有著歷史記載已經有五千年，文化和文字是世界上獨一無二，也是世界上從未終斷過的文字和文化。大漢民族是經過長期的洗禮和鍛練，有著任勞任怨和克苦耐勞的性格，世上任何一個民族是無法可比。有著久遠的文化基礎，一直以來都容納少數民族統稱為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之壯大都是得力於漢族文化和容忍能力、有容乃大。五千年來經過無數的外族侵入都被同化，中國經過兩度大的外族做莊，宋朝被蒙古族滅亡，經歷九十二年統治，後來被明統一，直到民國後才被蘇聯煽動外蒙獨立，這時中國的版圖是世界上最大。第二度輪到滿族做莊，經歷了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最後被漢族同化，由於圍繞中土週邊少數民族都崇尚漢族文化，清政府入關後對行政制度和文化制度一切照足明制，不但照足明制還要積極發揚光大；四庫存書、康熙字典都是這時代產物；所以國勢特強，因此有康乾盛世之稱。一種文化的力量已經代表著軟實力，文化越發達的國家、國勢越強，這是必然的道理。自從清朝平定準噶爾族叛亂之後，回、漢、哈薩克等族大量湧入新疆，維吾爾族也從南邊擴張遷徙到北邊、多種族裔混居雜處，充滿歷史的糾紛和現實利益的矛盾。

百多年前孫總理已經論述三民主義：第一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權主義、第三是民生主義。他的思想非常遠大有真知卓見，他的博學才華到現代還沒有過時；由於他的國學基礎好，兼備西學豐富，他對當時的世界局勢和動向瞭如指掌，可惜他後繼無人。

他說中國沒有民族主義，只有宗族和家族，中國的宗族和家族情誼非常深厚。在鄉下打架多數是姓氏和宗族械鬥，從未聽到過有關民族械鬥，民族只有略奪戰，大多數是游牧民族侵略中原，他們的地理環境上缺乏農產品，物質沒有江南豐富，所以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由於缺乏民族主義之故。現在是民族團結的時候了，中華民族散落在全世界每一角落，有煙火的地方就會有中國人，但是中國人所受的苦難也是最大最多。兩百多年來一直受盡外族折磨和凌辱，近代更受帝國主義殘酷迫害，我們民族只有逆來順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都是民族醒覺，這些都是孫總理之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經驗所得世界上沒有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帝國主義之強權、沒有公理。本以為解放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但很可惜站立起來的只有共產黨，人民變成了難民，流浪到全世界每一角落，變成二等公民。時間匆匆不經不覺已經一甲子，子孫也開始變種了！時代在進步，文明是講道理、擺事實；海外華人之克苦耐勞，經過日積月累，死慳死守才有點成就，但是外族人就眼紅華人了。綜觀過往海外華人之生命財產之損失是無法估計，這些都是弱國無外交和民族不團結之過。

近年來不論東西方之反華勢力，都圍繞著中國崛起來做文章，害怕中國強大。至於中國古時在世界中處於甚麼地位呢？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起現在美國、俄國、英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為甚麼從前的地位有那麼高，是因為老祖宗對民族非常重視。自從清政府統治，中國民族政策一落千丈，此中最大的原因是滿清對漢人的專制，由於我們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比一天退步。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和力量，我們便可以進一步去研究，怎麼樣才能鞏固民族團結和力量！我們應設立一個華人權益會，分散在全世界各地設分會，來保護我們華人生命財產，進行自衛反抗暴民之燒、殺、打、砸、搶。我們有組織地以文明、民主、自由、人權以聯合國憲章為依據。我們擺事實、講文明、講道理，以和平方式據理力爭。發現暴民有所行動，我們事先通知當地政府和執法機構，要確保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我們也準備著時刻團結在一起。我們的優勢是在全世界各地都設有堂口、會所、宗親會，把各地的社團歸納到世界華人權益會統一領導。按照目前各地的會所都有武館設備，我們把武館擴充和增設中文科班，不論文武班，我們都請來優秀人材來教導，廣泛宣傳把青少年納入正軌。把中華文化優良傳統薪火相傳，我們民族有著優良傳統儒家文化，恢復傳統的禮、義、廉、恥和道德觀念。世界很多民族都有組織，唯獨我們中華民族如同一盤散沙、我們應該組織起來、保護我們的權益，我們是民間組織，沒有任何政治背景、沒有任何黨派成份，我們會向聯合國人權組織立案總部設在香港叫做〔世界華人權益會〕。章程進行人權、法治，和當地人群生活習俗和法規來研究。

我們的法規是公平、公正、公開、文明、講道理，我們的理念首先是守規矩，著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以過往經驗受帝國主義思潮影響，當地暴民以排華為名，實行燒、殺、打、砸、搶；我們的生命財產完全沒有保障，現在時代的醒覺，我們應該團結起來是時候了。我們聯合全世界上的華人，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在內，我們有的是十億多人口，組織全球華人權益會，一方出事，全球聲援。組織華人權益會網絡，牽一髮而動全身。在中國各省市鄉鎮設立權益會，台灣也是一樣，權益會是個中介機構，為方便協助中央政策行使暢通無阻。權益會是標明反貪污舞弊、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反官商勾結、反權貴主義、反壟斷、反欺凌、反歧視、反一手遮天。權益會是幫助貧苦大眾，如農民損失土地，沒有合理補償，又上訴無門，權益會會幫助苦主告上中央。權益會是中華民族全民所有，遍佈全世界，沒有左中右之分，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二零零八年之五一二汶川地震，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些都是民族共識血膿於水。八月份之奧運聖火傳遞被青藏會人員沿途干擾，我們中華民族已經忍氣吞聲了！我們對待少數民族只有幫助和扶持，我們沒有甚麼得益。

我們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亞洲古時最強盛的民族，莫過於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東邊滅了中國，在西邊又征服歐洲；中國歷代最強盛的時代，國力都不能夠越過裡海的西岸，祇能夠到裡海之東，故中國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達到歐洲；元朝的時候，全歐洲幾乎被蒙古人吞併，比起中國最強盛的時候，還要強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從前中國各代的國力，雖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國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夠長久；推究當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國其餘各代的道德那麼高尚。從前中國民族的道德因為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洲人，後來滿洲人也是被中國人所同化。為甚麼外族人被中國人同化呢？由於中華民族優厚文化，講究高尚的道德和禮義廉恥。從前漢族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描寫，以現代俗語來講就是各族文化背景，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之差異有關。為了平衡民族矛盾，工作應該是同工同酬，不應該有等級分別，避免導致怨恨心產生，造就民族矛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應該有二寬一大政策，製造社會混亂。

現在社會是處在文明時代，一切以公平、公正、公開為原則。沒有公平、公正、公開，人們就會懷疑政府欺騙人民。由於地方政府做事一手遮天、上瞞中央、下欺百姓，自己製造與民眾對立面；動不動採取高壓手段，沒有依法行使職權。以為自己是權貴，不把人民放在眼內，表明自己是既得利益集團。這些貪贓枉法之徒，簡直是黑道人物。中央雖然採取優惠少數民族政策，但必須依法公平、公正、公開；讓事實擺在人們面前，講文明、講道理。國家現在已經開始慢慢地踏入小康了，為甚麼還有很多地方發生騷亂呢？這就是社會不公平，政治落後有關。為了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和諧、人民安居樂業，非政改不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訊息發達，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高漲，政府沒有理由害怕不穩定的必要。甚麼民族騷亂、地方民眾騷亂，這些都是政制造成；官迫民反，當政者不但不檢討自己，還諸多歪曲事實，憑藉官場上權力來壓制民眾，封鎖消息，不讓民眾了解真相，訊息不流通，往往造成冤案、錯案、假案。民眾有冤而無法投訴，很多事情是因不公平，而導致騷亂，由於政府沒有公平、公正、公開的誠意。社會那來和諧可言呢？政府想人民安份守己，安居樂業，然而沒有開明和法治的環境，那來安居樂業的順民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水可載舟，水亦可覆舟。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貪官好自為之！
(二OO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初稿於維多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