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聯合報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元旦，發表《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系列社論，這本冊子是系列六篇的集刊。
系列社論主要是在討論兩岸關係與國家認同的問題，試就本報在台灣解嚴及兩岸開放後二十餘年來的相關思辨作一整理，並嘗試提出一個較具體系意義的論述架構。一則本報同仁可藉以自我省思檢視，再則亦係為兩岸關係與國家認同的公共議題略陳淺見。
我們的主軸觀點是：以「過程論」來緩化、柔化及轉化「目的論」。也就是認為，兩岸互動可藉由強調「合理的過程」，以達到「改善之目的」。
兩岸形成今日分裂分治的局面，可以說是自一八四Ｏ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深重國難與國恥的延伸及反映。因而，欲解決兩岸今日僵局，不應太過急切強調或統或獨之「目的」，而應從百餘年來對中國國難國恥的省思中找尋解決的方案。例如，兩岸問題的解決，若能先回歸到辛亥革命孫中山創建民國時的思維初衷，則兩岸問題該當經由何種「過程」來解決，及該當趨向何種「目的」去解決，應當即有答案。也就是說，兩岸關係的「目的」，應與百年來解決中國國難國恥的「目的」一致；兩岸互動的「過程」亦然。
兩岸無論通往什麼「目的」，皆不能沒有「過程」。太過強調「目的」，而不談「過程」，是兩岸出現僵局的主因。我們的看法是，「一中各表」既是「過程」也是「目的」，可進可守；守是「杯子理論」及「筷子理論」，亦即兩岸各自維持「憲法一中」的「現狀」（不統／不獨／亦統／亦獨）；進則是「屋頂理論」（例如邦聯或歐盟模式，甚或統一）。問題的關鍵在於：「目的」的正當性，必須以「過程」的合理化達成。若無「一中各表」，一切的「過程」即失憑藉。
目前，中華民國的馬英九政府是主張「一中各表」的；北京方面胡錦濤政府的「維持現狀」、「和平發展」，其實亦是以「一中各表」為潛台詞。然而，北京除了胡錦濤主席在二ＯＯ八年三月布胡熱線中提過一次「一中各表」，嗣後即未有下文，但亦迄未公開反對馬英九總統倡議「一中各表」。六篇系列社論表達的期待是：北京至少不能魯莽地撕去「一中各表」這一層窗戶紙，且應從心照不宣的行動面放大「一中各表」的空間，並進而認真考慮在言行兩方面皆具體採行「一中各表」的政策。客觀而言，兩岸情勢其實很清楚，愈能「一中各表」，就愈能從「合理的過程」通向「改善之目的」。
北京智囊鄭必堅先生說：「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兩岸的眼界、境界、思路、出路，應皆可從「一中各表」論起。
在這本集子裡，我們回憶起十餘年前，海協會前會長汪道涵先生即曾提出「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儼然已不啻是主張一中各表、屋頂理論及過程論的先驅。其實，「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就是「一中各表」；正是：驀然回首，「一個中國」已是「現在進行式」。固然，汪道涵發言的時空背景，與此時此際已不可同日而語；但為何前人如此進取，而後人反而這般退縮？
系列社論刊出期間，兩岸有心人士皆見反應。這本集子附刊了一篇對讀者意見的回應，及兩篇後續申論，可就系列社論原本存而未論之處略作補充。只是這個題目畢竟太大，實在難求周備。
兩岸關係是一個歷史大工程，我們若能為此一大工程貢獻上有用的一磚一石，既是作為人民喉舌的責任，亦是作為輿論機構的職守。何況，我們的用心，只是在拋磚引玉，集思廣益；我們的追求，則是在從「合理的過程」通向「改善之目的」。
聯合報社 謹述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一
中華民國主論述：辛亥革命或二二八
明天是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元旦，就此邁向中華民國一百年。
中華民國這樣的國家，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一例。甲午戰敗後大清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在二戰後回歸「慘勝」的中華民國；光復的浪漫幻夢剛因二二八而破滅，轉眼中央政府又因內戰「慘敗」而播遷台灣。六十年來，古寧頭、八二三的砲火沒有擊敗台灣，外交的窒息也辛苦熬過，經濟則從靠米糖樟腦出口到今天名列已開發國家，政治更從戒嚴白色恐怖臻至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自由民主體制；尤其重要的是，縱然兩岸大小強弱懸殊，但兩岸分治也從「解放台灣/反攻大陸」，轉變到「維持現狀」、「和平發展」。時至今日，中華民國已然進入九十九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新興國家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的範例，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從卅年浩劫的血淵骨嶽中轉變為舉世議論的「和平崛起」的話題。準此以觀，中華民國之例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例亦然，台灣海峽雙邊的競合關係之例亦是。
中華民國已經邁向一百年，卻在國家意識上仍是一個羸弱與分裂的國家。國家不怕小，國勢不怕艱難，只要國家意識鞏固，就會有認同感、使命感與光榮感。然而，現今國人共同的感受卻是，內部的撕裂敵對，遠比外部的侵凌更傷害國家。中華民國立國已經九十九年，在台灣也已逾一甲子，我們還要繼續作一個認同分裂的國家嗎？
若依本文的題旨而言，我們認為，中華民國國家認同的分裂，是緣自「辛亥革命論述」與「二二八論述」的分裂。辛亥革命論述認為：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傳承，三民主義所主張的「民族/民權/民生」是中國政治經濟的願景與策略，台灣的命運及使命是在導正中國的發展方向。化約而言，就是欲以台灣為槓桿來導正中國，而台灣亦以槓桿的功能來維持兩岸和平。二二八論述則認為：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政治負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卅年浩劫更使得「中國」成為政治災難的同義詞，台灣不要中華民國，更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化約而言，這就是台獨主張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在中華民國，六十年來的歷史動線顯示，辛亥革命論述因二二八論述的影響，而儼然呈現一個Ｎ型的轉折。早年，由於內外情勢危殆，再加上戒嚴統治，辛亥革命論述在台灣久居壟斷地位（這是Ｎ的向上左線）；後來，因退出聯合國及台美斷交，中華民國在外交上撐持不住（骨牌效應）、內部的挑戰自中壢事件引爆（破窗效應），再加上大陸四人幫的惡行因毛澤東死而公開，震撼了台灣民心（惡鄰效應），以致藉二二八論述為主體的台獨訴求急遽上升（中華民國論述因而轉入Ｎ的下斜線）；此後，再經李登輝與陳水扁十餘年的台獨操作，台獨在理論與實踐上皆告失敗，中華民國與辛亥革命的論述又有回升的跡象，一年半來，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主軸的兩岸互動，即可視為Ｎ的上升右線。
二二八論述是要處理兩個課題：一、欲使台灣實現本土化的民主政治；如今此一目標已經達成。二、欲藉此鼓吹台灣獨立，與中國切割，以解決兩岸問題；這卻是二二八論述不可能做到的。經歷數十年的激盪，目前的情勢是：中華民國論述已經包羅含蘊了二二八論述的本土民主化主張，但二二八論述不可能取代或否定中華民國在處理兩岸課題上的角色及地位。
就當前趨勢來看，時空架構愈往未來發展，台獨二二八論述對台灣的支配力將愈弱，而中華民國的主導性將愈大；中華民國在兩岸角力間的重要憑藉，則正是辛亥革命論述。這樣的說法，現在也許聽起來覺得迂闊，但台灣早晚將體會其在兩岸間最大的優勢正在此點。前述那條Ｎ型的動線，進入右側上升後，不可能再返折。
辛亥革命其實是人類歷史上最壯烈的民主革命。美國革命（獨立戰爭）是殖民地對宗主國的革命，法國革命是對王權與貴族階級的革命；辛亥革命則主要是因列強魚肉中國而激發的革命；其悲壯、英烈、正大，開創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絕非五月花號或巴士底獄等象徵所能匹比。但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襲奪了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被驅逐到台灣；辛亥革命遂在國共內戰中，被貶抑甚至被塗抹掉了。
然而，今日在前述的Ｎ型動線中，孫中山及辛亥革命這類的政治理念儼然可能成為海峽兩岸主要的交集點，而共同走向Ｎ型右側的上升動線之中。孫中山巨像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國慶典禮上的政治號召；代表其國慶主旋律的「建國大業」影片中，毛澤東開場的台詞是：「我與蔣（中正）先生，皆是中山先生的門徒。」尤其，北京當局已經宣布，將擴大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年，明顯地欲以辛亥革命來修正、補充其統治的正當性。當海峽兩岸今日共同回顧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屈辱，並反省這六十年分裂分治後各自的是非對錯，現在還能一同想到孫中山，還能一同想到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而且看起來北京比台北對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更在意，則台灣內部因辛亥革命論述與二二八論述而造成的國家認同分裂，如今是否已到了療傷止痛的時刻？
辛亥革命論述在Ｎ型左側動線時，中華民國是以戒嚴體制建立其壟斷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對其幾乎完全否定；但如今辛亥革命論述走到Ｎ型右側動線時，兩岸在「完全民主」與「改革開放」中已經多有交集，天安門廣場的孫中山巨像即是重要象徵。面對中華民國一百年，海峽兩岸若能在辛亥革命精神與孫中山志業中找到更多交集點，兩岸未來應當會有更多的相互善意，並有可能發展出雙贏共生的共同憧憬。
預祝中華民國百歲生日快樂。但願國人能在辛亥革命論述與二二八論述的糾纏中，找到立國的智慧與力量，使我們能夠成為一個有理想、有尊嚴、有使命感的快樂國家。
原載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聯合報》第二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二
兩岸關係：「合理的過程」與「改良之目的」
中華民國邁向一百年，可為中華民國增添許多意義。台灣主流社會該如何看待中華民國？台獨人士對中華民國的見解是否照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的看法該不該調整改變？
中華民國的處境受兩岸情勢的制約，中華民國的治亂也受兩岸互動的影響，但中華民國的成就與意義卻亦有一大部分建立在兩岸的競合關係中；這些皆是本系列社論將嘗試探討的題目，明天起將有分論。至於今日本文要做的工作，則是欲將本報近二十年來對兩岸互動所提出的一些思考架構作一概略整理呈現，俾為後繼討論的參照。
我們認為，兩岸關係近年來的最大改變，是由「目的論」，轉變成「過程論」。「目的論」就是咬定統一或獨立之「目的」，遂致為了目的而不惜採取惡劣的手段，甚至訴諸武力；相對而言，「過程論」就是降低「目的」的凸顯性，強調以合理化的過程來累積實現目的之條件，甚且因而修正或改良目的。二○○五年，連胡會標舉的「和平發展」架構，即可看成是為「過程論」敲了定音錘；兩岸皆應注意，「和平發展」這個概念已與「和平統一」之「目的論」有極重要的差異。
至於兩岸應當如何處理雙邊互動的「過程」，我們曾經提出「筷子理論」。一雙筷子不能綁在一起（統一），若綁在一起筷子就失去功能；也不能兩隻筷子分開兩處（獨立），分開了也失去功能。一雙操作中的筷子，其功能建立在有些地方合，有些地方分。準此以論，直航或ＥＣＦＡ皆是「合」，而如今兩岸在政治上的必要區隔則是「分」。這也是海峽兩岸與東西德最大差異之處，我們曾指出：柏林圍牆既倒，東西德必須立即面對；但一衣帶水的台灣海峽卻是「可分可合」的「兩可介面」，遂成全了「和平發展」的機遇。
欲使兩岸維持「筷子理論」的互動，其前提是必須承認政治現狀及維護政治現狀；因為，否認現狀是「目的論」的策略，「過程論」則必須建立在現狀上。由此而引申出來的觀點是「杯子理論」。台灣若是水，中華民國則是杯子；杯在水在，杯破即須面對一攤覆水。北京當局從二十年前主張「中華民國已經滅亡」，改版到今日的「維持現狀」，即可說是領悟到「杯水合體」才是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要訣。若沒有中華民國這只「杯子」，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及災難性皆可能急遽升高；若沒有中華民國這只「杯子」，兩岸之間一切的「過程」皆失去依託。
再進一步談「過程論」。所謂「和平發展」的「和平」二字，其實仍是「目的」，而非「過程」；欲達成「和平發展」（目的），在實踐中即必須講究「民主發展」（過程）。現在若要對兩岸的終極關係設定一個「目的」，則此一「目的」也不應當以「誰吃掉誰」為「目的」；換句話說，此一目的之形成過程與目的之最後實現，皆必須有足以號召民心的內涵。因此，若謂「和平發展」是目的，則「民主發展」既是過程又是內涵。因為，不民主，就不可能有和平。我們曾經主張「統一公投」，可說即是將「和平發展」與「民主發展」結合而成的概念。
當然，兩岸既啟動密切的「互動」過程，終究會面對「目的」的問題。這或許是相當久遠以後的課題，但若完全沒有「目的」的想像，就不可能維持合理的「過程」。此處可以提出的概念是「屋頂理論」，此一概念並非本報所創制，但我們認為或許是有朝一日面對「目的論」時的可能方案。此一方案的主體架構，是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兩個房間，「一個中國」則是在二者之上的屋頂，亦即是「上位概念」或「第三概念」。「屋頂理論」可視為「杯子理論」的延伸；無「杯子理論」，即無「屋頂理論」。例如，邦聯即是屋頂理論。而倘若「屋頂理論」可視為可能採行的「目的論述」，則此類目的似可視作「改良之目的」或「改善之目的」。
前文曾說，中華民國的成就與意義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兩岸的競合關係之中；而更露骨的說法則是，中華民國的興衰存亡亦有一大部分寄託在兩岸競合關係之中。所以，對中華民國而言，正確及正面地處理兩岸關係，誠為重大的國家戰略。中華民國的主流社會應有此種認知，台獨人士亦應有此種覺悟。
據此以論，淡化「目的論」，強調「過程論」，應是兩岸競合互動的主軸思維。其實，合理化的「過程」，本身即是「目的」；倘能不斷累積許多合理的「短程/中程」、「一部分/一方面」的「小目的」，最後就有可能逐漸形成一個改良改善的終極「大目的」。反過來說，惡劣的「過程」，絕不可能生出善良之「目的」。「筷子理論」與「杯子理論」，即是兩岸以「合理過程論」邁向「改良目的論」的主要憑藉；中華民國應善加把握，中華人民共和國亦然。
原載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聯合報》第二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三
許三個願：一中各表、亞太平台、可敬的民主
在民國九十九年元旦為中華民國許三個願，我們的祝願是：一中各表、亞太平台，與可敬的民主。
先談可敬的民主。就兩岸的競合關係言，中華民國在軍事及經濟上皆面對不言可喻的消長情勢，而唯一可能維持相對優勢及光榮感的就是民主政治。對台灣自身而言，民主政治非但是政治理想的實踐，亦是欲維持國家治理的唯一可行方案，除了民主政治以外，沒有其他體制能治理中華民國這個內外情勢如此複雜的國家；再就兩岸關係而言，民主政治亦是在台灣漸無軍事均衡及經濟優勢可資依恃的趨勢下，唯一能藉以平衡兩岸競合關係的政經體制。這是蔣經國為兩岸關係留下的最珍貴的資產，他一手解嚴實施民主，一手開放兩岸交流；一方面使台灣人民藉民主機制操持了兩岸關係的最後話語權，另一方面亦使北京不得不面對台灣的民主機制。正如昨日社論所言，兩岸關係若要「和平發展」，就應當是「民主發展」。
然而，這樣的論述若欲成立，卻須附加條件始能支撐。簡約而言，台灣若能實現一個可敬的民主政治，即可視為在兩岸競合關係中的主要優勢；可以感染十三億人的同理心，而成為兩岸共同珍惜的政治文明指標。例如，馬英九當選總統、陳水扁被起訴判刑，這類民主政治的「奇蹟」，皆在大陸民心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無可諱言台灣的民主政治也有沉淪墮落的危機，使整個國家陷於內耗空轉的泥淖中；多數民眾的心智常被少數政客炒作的雞零狗碎、烏煙瘴氣的話題所障蔽，對兩岸與世界的巨變及國家的危機皆茫然無知。這樣的民主政治如何能成為兩岸政治文明的指標？反而可能受對岸人民所質疑輕視；這般因民主而陷於內耗空轉的台灣，更易為北京當局所乘。民主政治已是台灣在兩岸競合關係中可能存在的唯一優勢，不能坐視其變質，尤其不可使台灣人自己也對民主失去了光榮感與自尊心，而生疏離。
再談一中各表。馬政府就職後，兩岸關係巨幅調整；一方面已是不得不然，另一方面也受到主流民意的肯定。如今的問題是，馬政府無論對內及對北京，皆尚未建立起明朗的論述體系。這使得內部意見紛亂如故，而對岸也持觀望態度。就此而言，一中各表是唯一方案。對台灣，非一中各表，不能維持治理（即昨日社論所說的「杯子理論」）；對大陸，非一中各表，不可能有「和平發展」（即「過程論」）。目前的障礙有二：一、台獨說，北京不承認一中各表。但我們想對台獨說：各位應當自己先承認中華民國。二、北京只說九二共識，不說一中各表（唯在布胡熱線中說過）。但胡錦濤的「和平發展／維持現狀」，其實皆可視為「一中各表」的體現，且北京亦迄未公開否認馬政府主張的一中各表；北京若撕破這層窗戶紙，就不會再有「杯子理論」、「過程論」或「和平發展」可言了。無論對內對外，台灣朝野皆應協力維持「一中各表／雙贏共生」的國家生存戰略。如果北京懷疑，應努力使其認知其中的互利；如果台獨反對，應當告訴他台灣別無生路。
最後談亞太平台。台灣必須在兩岸及世界的巨變中立足，但「民主」不能當飯吃，「一中各表」也只是不打破盛水的「杯子」而已；台灣欲在政治及經濟上站得住腳，必須努力朝「亞太平台」、「自由貿易島」的方向發展；此點我們在二十年來經年累月、成篇累牘地呼喊主張，在此除了又生時機流逝的悲憤以外，已經無話可說。
民主沉淪、國家認同分裂，與亞太營運中心的幻滅，這是李登輝與陳水扁所留下的政經廢墟。邁向中華民國一百年，我們還在為要不要台獨而內耗嗎？還在為應不應走向開放經貿而空轉嗎？還要把我們血汗營造的民主政治糟蹋得如此親痛仇快嗎？
為中華民國許三個願：一中各表、亞太平台、可敬的民主！
原載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二日《聯合報》第二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四
民進黨能在民國一百年告別台獨嗎？
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有兩大威脅。一是外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欲消滅、併吞或統一中華民國，此點明日再論。另一威脅是內在的台獨因素，欲正名制憲以另建新而獨立的國家，這則是本系列社論今日的題目。
日前社論指出，台獨的政治目標有二：一、實現本土化的民主政治。二、解決兩岸問題。然而，由於世界、兩岸及台灣的主客因素皆已產生了結構性的無可反逆的巨變，台獨大概已無可能作為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尤有甚者，由於台獨因素迄今仍然寄寓在民進黨中，更使得台灣的民主政治難以正常運作。現今的台獨，漸已成為徒然撕裂國家社會的政治內鬥工具而已；它不可能成為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行戰略，更已成為羈絆民進黨以致羈絆了整個台灣民主政治運作發展的嚴重障礙。
台獨人士常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論其名字叫做台灣或中華民國。」這是一種偷梁換柱的虛妄論述。其實，無論在法理上或現實上，所謂「不論其名字謂何」的說法皆是不成立的。真相是：有哪一部憲法說這個國家的名字叫做台灣？再說，如果中華民國被顛覆消滅，台灣果有可能變成台獨所憧憬嚮往的那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嗎？
台獨雖在兩岸間仍有「黑臉」的角色可扮，但已無可能作為解決兩岸問題的主軸方案。這尚不是台獨對台灣造成的主要困擾，因為台獨在兩岸議題上已是必趨邊緣化；真正嚴重的問題是在：台獨儼然已經摧毀了台灣民主政治的兩黨平衡關係，使民主制衡與政黨輪替皆難正常運作。
台獨因素曾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動力之一，而推動台灣民主化亦是民進黨發跡的主因；但是，在世界、兩岸及台灣的主客因素皆生巨變的今日，台獨卻綑綁住了民進黨，而又因民進黨被台獨所綑綁，所以台灣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也被民進黨所羈絆。主要的原因是：台灣安身立命的主要課題在兩岸關係，但台獨已無可能成為處理兩岸關係的主軸方案，則民進黨如今因台獨而成為一個跛腳政黨，豈是意外？
對台灣而言，台獨是一種「能破/不能立」、「有撕裂/無整合」的政治論述。對照昨日本系列社論的「許三個願」，二十年來，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台獨操作，除了撕裂國家認同、摧毀亞太營運中心的憧憬，及造成內耗空轉的「民主」以外，台獨給了台灣什麼？民進黨執政八年，嘗試操作台獨，而終於以台獨毀了台獨；至於陳水扁後來演出的「割台獻美」，亦不能視為陳水扁一人的愚妄，而其實也是反映了台獨論述本身的虛無。然而，作為台灣兩大政黨之一的民進黨卻被台獨綑綁住，台灣的政黨政治如何不失衡失能？主流社會的疑慮是：因為台獨不是台灣的出路，所以不能以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作為台灣的政治指南針。
在陳水扁主政期間，我們即曾指出：「民進黨回歸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憲政工程的最後一哩。」民進黨主張台獨，使台灣的主流社會在政黨政治中失去了一個相對的選擇；而民進黨亦被自己幾十年來所「製造」的台獨民粹因素所挾持，以致不能脫胎換骨。故而，在世界及兩岸的大變局中，此一台灣民主政治的大僵局，已然成為台灣生存發展的大危機；不化解這個危機，台灣的政黨政治不可能回復平衡，而台灣亦不可能以整合的社會來迎對世界及兩岸的大變局。
幾十年來，台灣處於「中華民國」與「台灣國」的撕裂之中。中華民國曾以八年的政權交給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可謂是中華民國包容了台獨；但畢竟世界與兩岸的巨變已無可反逆，國人恐怕難以想像民進黨若仍主張台獨而仍能贏得中華民國的政權，或民進黨若再贏得政權後仍主張台獨。總之，台獨最大的問題，已不在其不能解決兩岸問題，而在它已使政黨政治及民主政治內耗空轉、失衡失能。
民進黨是否揚棄台獨其實不是重點，但民進黨仍然操縱著相當的社會資源而使民主政治失衡失能，這卻足以對台灣造成致命的傷害。中華民國已然邁向一百年，民進黨願否以告別台獨來作為獻給中華民國的百歲生日禮物？
原載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三日《聯合報》第二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五
一中各表‧杯子理論‧屋頂理論
鄧小平以「一國兩制」流利地處理了香港問題，這應是歷史上答得最好的政治考卷之一。如今，胡錦濤藉二○○五年「連胡會」，對兩岸關係提出的「和平發展」，或許有可能超越鄧小平。因為，台灣的考題比香港難得太多。
原本，北京認為「一國兩制」是一帖萬靈丹。香港好用，也想用在台灣，但顯然藥不對症。畢竟，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香港的紫荊花旗不同；中華民國直選總統，香港連特首亦非直選。過去二十年，兩岸互動陷入嚴重僵局，固然是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台獨操作所致，但北京方面一向欲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橫柴入灶，亦是主因。一直到了胡錦濤提出「和平發展」，事態始有轉機，兩岸情勢亦告豁然開朗。若以本系列的用語來說，「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目的論」，而「和平發展」是「過程論」。由於「和平發展」出台，使得齒輪卡死已久的兩岸關係恢復運轉。
自江澤民以來，北京逐漸形成「維持現狀」的論述，包括「現狀就是見之於台灣現行規定及文件的現狀」、「雖然尚未統一/仍是一個中國」等，在論述演變的過程中，「和平統一」的說法雖未完全消失，但已大幅降低出現頻率，取而代之者就是胡錦濤的「和平發展」。「和平發展」這個概念是出自「維持現狀」，現在又回過頭來成為「維持現狀」的主要支撐。
北京未曾將「現狀」說清楚。但維持現狀的必然前提，即是維持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即是「現狀」，無中華民國即無「現狀」。所以，所謂「和平發展」，必然引申出來的潛台詞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現狀下，以和平的手段及目的，進行兩岸互動發展。此一景觀，其實就是「一中各表」，雖然心照不宣。
為了節省篇幅，我們要從「維持現狀」跳躍到「一中各表」。對中華民國而言，若非「一中各表」，即不可能「維持現狀」；對北京而言，若否定「一中各表」，即不可能「和平發展」。在現階段，「一中各表」是台灣力爭而北京未公開否認的概念；假設沒有這個若隱若顯的「一中各表」，兩岸現在運作的互動架構即失依託。
從本系列社論的觀點來看，「一中各表」是可以貫通「杯子理論」與「屋頂理論」的概念。因為，杯子理論是一中各表，屋頂理論也是一中各表。再以社論語言來說，一中各表也是可以貫通「合理的過程論」至「改良之目的論」的概念。北京即使暫時不願在口頭上承認「一中各表」，但千萬不可輕易否定；因為「一中各表」是想像中最能貫通「過程」與「目的」的概念，且運作起來代價最小，而成就的可能性卻最大。
往前面看，兩岸關係需要一個「很長」的競合過程，「很長」這個「引號」，是強調其時間一定很長，且必須很長。為了確保在這個「很長」的競合演化中，能有「合理的過程」，並能創造「改良之目的」，「一中各表」應是唯一的可行策略。「一中各表」，是化異求同；同與異的交替，就是筷子理論。一中各表，亦可守可進；守是杯子理論，進則是屋頂理論。雖然兩岸承認「一中各表」的程度不同（北京僅在布胡熱線承認一次）；但在目前及可見之未來，主導兩岸互動的主要默契就是「一中各表」。所謂「九二共識/和平發展」，或「維持現狀/和平發展」，就是「一中各表/和平發展」。
雖然，一中各表暫時不易成為北京的公開政策；卻已存在於默契及局部的實際體現中。所謂「維持現狀」、「和平發展」、「雖然尚未統一/仍是一個中國」，其實皆可視為「一中各表」的引申語或替代詞。兩岸之間，曾從「解放台灣」、「反攻大陸」、「中華民國已經滅亡」等相互詛咒，演化至今日的「雙贏共生」；那麼，另日「一中各表」若從潛台詞變成定場詩，亦不令人意外。
畢竟，兩岸分裂分治六十年來的歷史演化在在證實：思想會從狹窄變到寬闊，意境會從淺陋變到高遠。思想變了，意境也變。一句「和平發展」啟動了交流齒輪，亦寄望一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共創雙贏。
原載民國九十九年一月四日《聯合報》第二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六之六
百年輪迴：兩岸共同回歸辛亥革命及孫中山的起始點
中華民國宣布將熱烈慶祝一百周年國慶，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宣布將擴大紀念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一百年。一時之間，彷彿將時光拉回一百年前。
拉回一百年前，這不只是一個比喻，更有相當的寫實意味。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總結了鴉片戰爭以來對「救國/救民」議題的探討，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這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不同，中華民國是建立在「民族/民權/民生」的義理之上。
百年以來，中華民國經歷內憂外患，長話短說，最後在今日的台灣實現了百年前想像的民主政治及相對均富的民生；其間經歷的國共內戰，以「中國往何處去」為鬥爭主題，而致在六十年前形成了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經了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的「試誤過程」（也須長話短說），如今在「改革開放」上有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而「改革開放」的作為，如本系列首篇所論，可以說比較接近辛亥革命的主張，而已與六十年前的無產階級革命，及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分道揚鑣。
對於「和平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已經面對且勢須處理的問題是：六十年前，先有了一套意識形態，卻走錯了路；未來，路好像漸漸走對了，但是卻須回過頭來處理那一套已證實為錯誤的意識形態。直至去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國慶，胡錦濤仍楬櫫馬克思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不啻是欲將已經放腳為天足的中國，再強塞回那只裹腳鞋裡。辦得到嗎？行得通嗎？
據此以論兩岸關係。今後的兩岸關係，已無可能再回到「武裝內戰」的狀態，而是必須面對「中國」應當採行何種政經制度，及「中國人」應有何種生活方式的大議題。這正是百年前辛亥革命的議題，兩岸經歷六十年的競合互動，並各自付出了重大代價後，會不會覺得：如今彷彿又回到了百年前辛亥革命的起始點上，共同面對的課題不外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民族、民權、民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或許暗自心喜，因為近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稱譽。甚至有人說，連福山的「歷史終結說」也因中國的表現而動搖（福山認為，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是人類最佳及最後而不可超越的體制）；不過，「改革開放」雖屬一個變體，但其根本的機轉仍是以民主（民本）及自由來解放人性及民力，談不上是發明或超越。何況，改革開放及和平崛起能有今日成績，主因是鄧小平及胡錦濤等掌舵者的表現優異；這類的政績主要是建立在「開明專制」的聖君賢臣之上，而絕不是什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成就。一旦世局國情轉入另一階段，或萬一出現一個不肖的掌舵者，這類政經成就可能在幾年之間即可翻覆。所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重新回歸到辛亥革命的起始之處，或許才能找到國家與人民最終的歸趨。
二十年前，中共當局常說「摸著石頭過河」。然而，到了今日，應當已有居高臨下的全局視野，不必再摸著石頭也知應當何去何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前的處境有如三個同心圓：內層是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是指主政者主動操作引導的民主演變，如蔣經國模式），中層是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外層則是面對國際的「和平崛起」。三者必須相輔相成，不能相牴相剋。例如，若以「非和平方法」處理兩岸，即影響對外「和平崛起」；若不能引導內部「和平演變」，「和平崛起」將如在沙上築塔。
中華民國一百周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當站在這同心圓裡思考兩岸關係；亦即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應當與內部的「和平演變」與外部的「和平崛起」相互對應。不能再有「誰吃掉誰」的想法，難道能用武力消滅一個民主政體中華民國嗎？也不必想像「一國兩制」，難道不能為「中國」找到一個兩岸人民皆一體認同的政經體制嗎？辛亥革命後，國共兩黨皆欲以武力強使對方接受自己的政經主張；但是，那樣的悲劇愚行不可再演，今後應當以真實具體的政經成就，在兩岸競合互動中，來說服對方，感動對方。這樣的「過程論」，對雙方皆是一種激勵；經由此種「合理過程」而達成的「改良目的」，始有順天應人的正當性。
若能站在這個高度看兩岸關係，就能善良與真誠，就有建設性，而少破壞性。過去我們曾說，不要「引君入甕」，而要「與卿共舞」；就是認為，兩岸勿再陷於爾虞我詐的騙術與鬥爭中，而應共同協力以善良與真誠為人民建立正大的政經體制。這一代的兩岸領導人，其見識胸襟不但應超越蔣介石、毛澤東，也應超越蔣經國與鄧小平；相對而言，今日的兩岸人民，當然不再是清末民初那樣的貧愚交加，也已不像戒嚴時代那般不由自主，亦不像文革時代那般沒有自我。兩岸朝野何妨一同回歸辛亥革命的基準，共同致力於辛亥革命百年後仍未完全體現的政經體制。
倘能作如是觀，則在前述的那三個同心圓中，兩岸關係無疑是一個關鍵的介面角色。向內層的同心圓顯示，中共不會扼殺一個民主體制；對外層的同心圓表示，中國將在民權及民生的普世基準中和平崛起。這應當是合理可行的兩岸方案，也是回歸到辛亥革命的百年憧憬。
中華民國一百年了，倘若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這是「一部分中國」的喜慶，應當給予善良與真誠的祝福。這一句祝福即使說不出口，在兩岸以辛亥革命及孫中山為共同傳承的交集下，心照不宣即可。
原載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五日《聯合報》第二版
「一中各表」等於台獨偏安？
本報在歲末新正發表的《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感思》系列社論六篇，受到兩岸有心人士的重視與討論；我們並不認為系列社論所言即是顛撲不破，而拋磚引玉、集思廣益，才是我們動念寫作的初衷。
兩岸問題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大難題。對於贊同《元旦六論》見解者，我們固然欣慰；對於不贊同者，我們也表尊重。但若有嚴重誤解或曲解，我們仍應試作說明，以免以訛傳訛。
張亞中、謝大寧、黃光國三位學者，發表《六問聯合報》，指《六論》所主張的「一中各表」，等於台獨，等於偏安；這是誤解，也是曲解，我們有不能已於言者。
三學者長期關注兩岸議題，鑽研甚深，創見亦多，令人欽敬。但此次發表《六問》，一方面標榜他們創制的「一中同表／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喻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戰略基石」；另一方面，又指「一中各表」不合邏輯、不可行、不符合相關各造的利益，筆鋒一轉，甚至指「一中各表」與剛性台獨、柔性台獨、偏安台獨、偏安自保，及獨台是同一類屬的政治主張。若說「一中各表」不可行，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但若說「一中各表」等於台獨、等於偏安，那就不知所云了。
其實，我們完全看不出《六問》與《六論》有甚麼斬釘截鐵的歧異。暫難細論，僅舉二者的最大共同點有二：
一、都是「泛屋頂理論」。《六論》的主軸，是強調和平發展的「過程論」，而欲以緩化、軟化、轉化，來改善統獨的「目的論」。因為強調「過程論」，所以主張「筷子理論」（不統／不獨），與「杯子理論」（維持「中華民國一中憲法」的「現狀」）；但強調「過程論」，亦並未迴避「目的論」，因此也主張可考慮以「屋頂理論」來處理「目的議題」，例如兩岸成立「邦聯」。《六問》似乎指稱：「一中各表」對「一中」的意涵交代不清，但《六論》卻說得很清楚：「一中各表」所說的「一中」，說的是「屋頂」，是「第三概念」、「上位概念」；比如，若成立「邦聯」就會出現「第三憲」，與《六問》無異；至於「各表」，《六問》與《六論》皆主張「一中憲法」，更無差別；《六問》又稱，「接受一中，不表示我們必然接受大陸為中央，台灣為地方」，這豈非也是一種「各表」？《六問》畢竟並不贊成「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認為「一個中國」應是「第三概念」（第三憲），這又與《六論》有何不同？甚至，《六問》主張，可經「和平協議」做為建立兩岸政治互信的「第一份文件」，這也是本報早有的提議，差別何在？
至於《六問》將「一中各表」說成與台獨與偏安無異，甚至說成皆是「螟蛉子之焦慮」，更不啻已是指鹿為馬。台獨會主張「一中憲法」嗎？偏安者會主張「兩岸共同回歸辛亥革命及孫中山的起點」嗎？會主張由「合理的過程」達到「改善之目的」嗎？三學者大可自詡有「經略大中華」的雄心壯志，但何必將他人說成「孤兒心態」？
其實，《六論》主張兩岸關係應「化整為零」，《六問》則是主張應當「化零為整」。然而，無零豈有整，無整則零亦亂；「過程」與「目的」應是首尾呼應、相輔相成，沒有非要相互對立的道理。
二、北京是主要的變數。《六問》稱，《六論》的觀點有一點一廂情願，我們承認；但《六問》的問題，則是在不知自己也有一點一廂情願。《六問》指出，「兩岸的物質權力處於不對稱狀態」，這也是《六問》與《六論》必須面對的相同處境。《六問》對《六論》的質疑，最具說服力者，應是「北京『憑甚麼』接受一中各表」這類的口吻，六篇長文不斷抬出「北京不答應」，據此反對一中各表；難道不怕有人也會用同一語氣請教《六問》，北京又「憑甚麼」接受「一中三憲」？
然而，北京不接受，未必是絕對不可變的事情。必須聲明，我們不反對「一中三憲」，且認為「一中各表」與「一中三憲」只是名異實同；而北京若能接受「一中三憲」，就沒有道理不接受「一中各表」，因為兩者皆是「泛杯子理論」與「泛屋頂理論」。令人遺憾的是，若為了主張「一中三憲」，卻要以北京「憑甚麼接受」來否定「一中各表」，那就是莫名所以了。
其實，為了解決兩岸僵局，在兩岸主政者與社會菁英間，出計獻策者不可勝數；其中有一共同困境，即皆須面對「北京不答應」或「台灣不接受」的難題，這也是「一中三憲」與「一中各表」的共同處境。雖然如此，兩岸卻仍然是議論滔滔，正是因為「不接受／不答應」未必是鐵板一塊。所有的「理念的創制」，皆須首先打破「墨守成規」的侷限。正如《六問》所說，東西德的《基礎條約》，與歐盟的《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皆是穿透了許多「不答應／不接受」才破繭而出；同樣的，兩岸自「解放台灣」「反攻大陸」，能走到今日以「和平發展」為主軸基調，又何嘗不是穿透了許多「不答應／不接受」而形成？我們希望兩岸皆能接受「一中各表」，同時也歡迎兩岸能接受「一中三憲」；我們不在意誰的理論學說能成為兩岸的正式論述或旗幟，我們只關切如何經由「合理的過程」以實現兩岸「改善之目的」。
由於我們更強調過程論，所以不認為「台灣前途應由兩千三百萬人決定」是甚麼離經叛道的論述；我們也認為兩岸問題的終極解決，必須同時化解確實存在的台獨因素，所以只能轉化台獨，而不可想像把台獨一筆勾銷；尤其，「一中各表」與李登輝的「兩國論」，及民進黨的台獨，根本不是一回事，何能將之指為一丘之貉？三學者難道不是在「為箭畫靶」？
最後，我們要鄭重聲明，《元旦六論》與馬政府完全無關，連一點點關聯都沒有。其實，「一中各表」是一個仍在發展中的概念，我們在李登輝時代即主張「一中各表」，也不在意與馬政府「一中各表」的思考有何出入。我們的用心，只在嘗試為「一中各表」思考體系的建構略盡棉薄而已。我們歡迎「一中三憲」的創見，但也希望我們對「一中各表」的思考，勿被誤解及曲解。集思廣益，豈不甚好？
原載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聯合報》第二版
「一部分的中國」與「中國的一部分」─北京為何應當採行「一中各表」
北京智囊鄭必堅針對兩岸關係說：「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這句話的意思也許是說：不要被僵固的思想窠臼困住，只要放大眼界，靈活思考，就能找到高境界的好出路。
兩岸困局之難解，固然是在問題很複雜，但更重要的則是在決策者的眼界不夠寬、思路不夠活，所以顯得境界低、出路窄。
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個命題而言，最初北京方面根本否認有「九二共識」這一回事；但如今「九二共識」卻已成了北京在兩岸關係上的政策主軸。若要咬文嚼字，九二香港會談確實未見「九二共識」四字；因而，即使否認有「九二共識」這一回事，可謂亦是「理所當然」。然而，從最初否認「九二共識」到如今據為政策主軸，改變的只是眼界與思路，影響的卻是境界與出路。
再說「一中各表」。北京方面對此甚為保留，迄今只見胡錦濤在二○○八年三月布胡熱線中承認過一次，此後即未再出現於北京談話。北京的版本主張，「九二共識」是指「兩岸各自以口頭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在命題邏輯上，被喻為「各表一中」。唯因九二香港會議曾明確達成擱置主權爭議，雙方同意不將各自對「一中」的定義強加於對方，所以才出現「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樣的措辭；所謂「原則」，就已不再是任何一方可以片面獨佔定義權，亦即在眼界及思路上，至少已經跳脫了「老老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換句話說，倘若「一個中國」只是「原則」，那麼，必然就應有「各表」的空間；否則，即不是「原則」，而是片面獨佔了定義權。如此看來，「在一中原則下各表」與「各表一中原則」，其實並無矛盾，而是互為表裡。當初北京改採「一個中國的原則」這個說法，應當也是出自眼界與思路的放大與提升；而其中存在的境界與出路則在於：「一中各表」與所謂「一中」的「原則」其實並不牴觸，卻多了各自詮釋的空間。
脫離了「老老三句」，眼界及思路的變化又演化出「老三句」與「新三句」。「老三句」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新三句」則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從「老老三句」到「新三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類片面獨佔定義權的表達已見淡出，而「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類「平等／對等」的思維則逐漸浮現。改變的是眼界與思路，影響的是境界與出路。
兩岸當局即使對「九二共識」仍有歧見，但如前述，「一中各表」及「各表一中」並非全無交集，甚至是互為表裡。北京迄今雖未再申接受「一中各表」，但也迄未公開正式否認。一方面，北京應當知道，倘若撕去「一中各表」這一層窗戶紙，兩岸關係必告解構；另一方面，北京在從「老老三句」朝向「新三句」移動時，在眼界與思路上，其實並未否定「一中各表」也是兩岸關係可以思考的境界與出路。境界低的出路往往不是出路，境界提升則往往即可找到柳暗花明的出路。
北京的困局是被綁在「主權」二字。主權不是洪荒即有的概念，而是漸漸演變而來，也仍在漸漸演變之中。不說別的，以分裂國家而言，南北韓、東西德、南北越，皆各自不否認或相互承認對方的「主權」（非外國的國家），但為何只有兩岸的「主權」詮釋出現僵局？再說，美國在立國早期曾是「邦聯制」的複合國（一七七八年至一七八七年），也解決了各「邦」的「主權」問題；而今日的歐盟二十七國，亦被視為晉階的「邦聯」，用眼界與思路解決了「主權」的問題，甚至提升了「主權」的境界與出路。但為何兩岸不能有此眼界與思路？為何兩岸不能有此境界與出路？或許可以說，兩岸其實不是被「主權」綁住，而是被自己的眼界及思路困住。
進一步言，如果只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卻否認「中華民國是一部分的中國」，則恐怕難使台灣人有自期為「中國人」的認同；而台灣人若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則連「一中各表」都站不住腳，更遑論「中國統一」？「一中各表」使持守「憲法一中」的「中華民國」成為「一部分的中國」，台灣人始有產生「中國人」認同的正當性；如果北京自困於「主權」，或欲用「主權」困住台灣，不接受「中華民國為一部分的中國」，則如何能使台灣人有「中國人」的認同？平情而論，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皆可視對方為「非外國的國家」（例如，東西德都是一部分的德國），而中華民國又在維護中華文化、實現民主憧憬及創造民生奇蹟上皆有卓越成就，北京為何不能接受「中華民國為一部分的中國」（亦即「一中各表」）？其實，北京那種片面獨佔定義權的主權觀，不是東西德、歐盟那種在出路及境界上可以演化與成長的主權觀，而只是以大欺小、赤裸裸的強權與暴力而已。這樣的眼界與思路，恐難有高境界與好出路。
從「解放台灣」走到「和平發展」，自「老老三句」走到「新三句」，其實已可見到北京在思路與眼界上的放大提升；甚至可以說，北京已是在用「不否認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在營造兩岸關係的境界與出路。這種思路與眼界的調整，值得肯定。我們期望，在東西德及歐盟發展出來的主權觀之下，亦即在「屋頂理論」之下，兩岸關係也能找到高境界的好出路。茲歸納為「新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一部分的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
原載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三十日《聯合報》第二版
再論兩岸應採「一中各表」
我們主張，兩岸關係應當由「合理的過程」，達到「改善之目的」。此即所謂的「過程論」，以有別於過去的「目的論」。
想像中，兩岸未來的「目的方案」有四種可能：一、台獨、二、維持現狀、三、屋頂理論的政治聯結（如邦聯或歐盟模式）、四、統一。這四種「目的」，無一不需以「一中各表」為「過程」。
先說台獨。台獨活動若無「一中憲法」的中華民國為屏障，將連賴以寄生的寄主都沒有。現今的台獨，包括曾經執政八年的陳水扁台獨政府，既寄生在中華民國，也不敢撕去中華民國的護符。何況，如今不論從世界、中國大陸、台灣內部及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局大勢看，台獨皆已無可能作為兩岸關係的「目的方案」；而只是寄生在中華民國的內鬥工具而已。
再談其他三個「目的方案」。維持現狀固然就是要維持一個「過程」；屋頂理論及統一雖是「目的」，但亦仍需有一「過程」。且倘若此一「過程」應當符合和平、民主、國際接納，並能創造文明典範、增添人類價值成就等期待；那就必將是一個很細膩，而且耗時很長的「過程」。因而，若無「一中各表」，此一「過程」即難以維持。
所謂「維持現狀」，就是要維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皆主張「憲法一中」的「現狀」。「現狀」的事實原本如此簡明，問題卻在為如何「表述」而生爭議。由於「一中各表」的「表述程式」在兩岸間未能確立，所以「中華民國」是否「一部分的中國」亦不能確立，以至於「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也不能確立；但若這兩大政治認同皆不能確立，兩岸連「維持現狀」已屬不易，更遑論通往屋頂理論或統一之「目的」？
如前所述，欲實現任何「目的方案」，皆應當符合和平、民主等「過程」。倘若在進入任何「目的方案」前，台灣人對「中國」及「中國人」的認同皆不能建立，將憑何實現「目的方案」？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難道有可能跳過「中華民國」，而直接將屋頂理論的「第三概念中國」或任何統一後的「中國」作為自己的政治認同目標嗎？沒有「過程」，豈有「目的」可言？
「目的論」的偏差，在過度強調「未來的一個中國」；因此對兩岸在「現在進行式」中如何處理「一個中國」的問題沒有對策。「過程論」則是注重「現在進行式」，注重「過程」；期望以「合理的過程」達到「改善之目的」。
其實，一九九七年，前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就曾提出「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的說法。這可視為兩岸間最早出現的「過程論」。只要節述「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即可看出汪道涵的思想體系。他說：「一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這是屋頂理論、一中各表與過程論）又說：「所謂一個中國，應是一個尚未統一的中國，共同邁向統一的中國。」（也是屋頂理論、一中各表與過程論）不僅如此，汪道涵又說：「一個中國」不是「現在式」，因為目前很難；也不是「未來式」，因為可望不可及，夜長夢多。因此，何不用「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又是過程論、一中各表及屋頂理論）正是：驀然回首，「一個中國」已是「現在進行式」。
「一中各表」就是「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就是「一中各表」。已在手中，何勞外求？
如今回顧，以汪道涵的人望、身分與地位，他當年提出「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其眼界之寬廣、思路的靈活，與所呈現的境界高遠及出路開闊，竟是如今的後人晚輩所遠遠不能企及。可見，有識者其實皆看到了兩岸的難題，但對如何「表述」卻在思路及境界上竟可別如天壤。近幾年來，北京方面，雖曾有「雖然尚未統一／仍是一個中國」，及胡錦濤在二八年三月布胡熱線一度承認「一中各表」等表述，可謂皆是汪道涵論述的折射，但皆惜乎膽識不足，欲言又止，欲放又收，猶豫瞻顧，使「一中各表」的「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未能凸顯；因此，「過程論」亦失重要憑藉，更遑論兩岸將如何通向「改善之目的」？十餘年前汪道涵能如此開放進取，何以十餘年後今人反而如此閉鎖退縮？
不能維持「合理的過程」，即無可能通往「改善之目的」。如果北京不接受「中華民國是一部分的中國」，台灣人如何認同「中國」，又如何自我認同為「中國人」？
原載民國九十九年二月四日《聯合報》第二版
台南市能否記取湯德章超越鄭成功？
又到二二八。今年的中樞紀念儀式明天在台南市舉行，主題為「記取過去／迎向未來」；但台南市卻不是以二二八重地知名，而是以明鄭時代作為兩岸爭衡的「遺民世界」（沈葆楨語）著稱。
在台南市，主要的二二八遺跡是原稱「民生綠園」的「湯德章紀念公園」；該處是日台混血的湯德章律師因二二八事件被槍決處。相對而言，台南市卻是明鄭歷史遺跡最豐富壯麗之處，赤崁樓、安平古堡、億載金城，還有「全台首學」的孔廟。
這些年來，台南市已被貼上「綠色城市」的標籤，今年二二八中樞紀念儀式或亦可能被地方政治人物如此操作；但是，相對而言，以台南市具備如此豐富壯麗的兩岸歷史資產來說，台南市其實更有可能在未來兩岸交流中扮演無可取代的重要人文津梁。
歷任台南市長皆知台南市的歷史寶藏，包括張燦鍙及許添財二位，對市內明鄭古蹟銳意經營，如在赤崁樓、安平古堡、孔廟附近皆已形成觀光市集，頗能展現城市特色。但是，這些古跡的應有效用，理當超越只是開市集、賣小吃而已。任何稍具歷史人文眼光者皆知，台南市的綠色政治論述，其實與這些古蹟所引申的意義是背道而馳的；可謂是靠中國古蹟賣門票來作城市行銷，但在現實上走的卻是反中仇中路線，極具反諷意味。
然而，倘以台南市的明鄭古蹟群，加上台南市的小吃、再加上醇厚的民風，更輔以得宜的政治論述，台南市絕對有可能成為陸客來台及兩岸交流中歷史人文激盪的重要平台。但是，一名台南市議員在「全台首學」的孔廟前院竟然率眾圍毆北京來客張銘清，這難道是歷史府城台南市在兩岸互動中的最佳演出或應然角色？
明年台南縣市合併，高雄縣市也合併；這意味著南台灣幾乎整片政治版圖皆將大規格地「綠化」，另一方面，卻也意味著民進黨及綠營勢須以不同的思維、論述與策略來面對台灣內部及兩岸之間的新情勢。新的大台南市仍是在孔廟圍毆陸客的城市嗎？新的大台南市與大高雄市連成一氣的「綠色南方」，仍然要以反中仇中為政治訴求嗎？
不妨就從台南市的歷史淵源想起。二二八已經成為台灣政治內鬥及藍綠撕裂的題材；若謂當年對抗陳儀政府的「英烈」事蹟，中共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及「人民政府」，恐怕才是個中翹楚。謝雪紅的二二八紀錄，當然比湯德章奪目。綠色論述始終諱談二二八事件的「中國全景」，而將二二八綑綁在「外來政權」的台灣內鬥程式中，因此覓無出路。同理，若將台南市的明鄭歷史古蹟，只當成賣小吃的招徠手段，卻對其中深蘊的兩岸歷史省思不願深入，這豈非亦是抱櫝還珠？當然，鄭成功與大清之爭，主要是漢滿之爭；兩岸今日之爭則是民主與專制之別；明鄭與清廷之爭，最後以施琅的武力犯台終結，兩岸今日之爭則是必須追求「和平發展」，冀望以合理的過程達到改善之目的。今天紀念二二八的主題是「記取過去／迎向未來」，「過去」歷史曾在台南市說話，「未來」憧憬也可在台南市發言！
特別是明年大台南市與大高雄市連成一氣後，民進黨若仍將民眾浸溺在二二八的福馬林液中，且不說將如何帶領台灣走出藍綠撕裂的魔咒，更不知將如何迎對兩岸時時刻刻愈趨嚴峻的情勢。這是一個十分重大且嚴肅的政經思考，而此一思考何妨就在今日二二八紀念會中，朝野面對台南市豐富壯麗的歷史遺產開始發想？
台南市應當超越明鄭「遺民血淚」的兩岸經歷，亦應超越湯德章時代的政治陰影；台南市有全台第一座孔廟、第一座天后宮、第一座漢人砲台，台南市應當記取的何止是二二八及湯德章而已，若能打開「完整」的歷史記憶，面對兩岸及全球化的現實「全景」，自然應當知道，如何「記取全部的過去／迎向全面的未來」！
政治操弄至今，台灣像是一個被釘死在二二八這塊木板上的一根釘子。能不能從新的大台南市開始超脫？能不能從大台南市與大高雄市的聯結開始超脫？釘死在二二八這塊木板上，台灣是走不出去、也走不下去的！
原載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聯合報》第二版
陳樹菊和王振堂：活出台灣的素樸和驕傲
【聯合報╱社論】 2010.05.06 02:00 am
時代雜誌頒獎給全球一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台東賣菜阿嬤陳樹菊是唯一穿著球鞋出席的得獎人；但站在全球政治領袖和知名藝術家之間，卻反而格外襯托她的不平凡。她讓世界看到人的力量如何從草根噴湧，證明「影響力」絕非菁英階層的專利。
一生僅離開過兩次台東，過去最遠只到過台北，陳樹菊拿著生平第一本護照和地攤上一九九元新買的皮包遠赴紐約領獎，讓所有的台灣人都沾染了她的光榮。菜販微薄的收入，積蓄著難以想像的能量；刻苦的生活，懷抱著無以倫比的志願；狹小的世界，釋放出沒有邊際的愛心。對自己百般省儉，對助人卻極盡慷慨，正因為這樣強烈的反差，讓其間迸發的高貴人性更顯得珍貴動人。
當媒體幾將全部焦點放在陳樹菊身上時，別忘了台灣還有另一位上了百大影響力人物的企業家，那就是宏碁董事長王振堂。王振堂此次並未前往紐約領獎，這符合他一向的低調風格，卻掩不住他樸素而精準的領導光芒。過去四年多，在王振堂的帶領下，宏碁從全球第五大的個人電腦廠商躍升為第二大，僅次於惠普。時代雜誌的評語是，未來十年亞洲企業的崛起將成為趨勢，在行銷、設計、品牌等企業「軟元素」上愈發精進，王振堂代表了這波趨勢的先驅。
在百大排行榜上，王振堂名列「領袖」類第二名，僅次於巴西總統魯拉，卻領先排名第四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及排名第六的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對於宏碁受到讚譽善於引領消費風潮，王振堂僅謙虛地說：「我們不妄下評斷，我們只是追隨消費者的需要。」一位台灣企業家，在國際上受到這樣鄭重的肯定和推崇，當然也讓台灣與有榮焉。
陳樹菊是一個默默布施的素人菩薩，一個以自苦助人為樂的行善者。她自奉「積德不積財」哲學，無私地把愛心灑向人間，把一個菜販的大愛壘築得比億萬富翁還要高。王振堂則代表著台灣企業家追求精進的智慧和毅力，他審慎評估、嚴謹觀察，不滿足現狀、不妄自尊大，以消費者為師，聽取市場呼喚。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企業不進則退，王振堂領導宏碁成長，其榮譽絕非倖致。
從陳樹菊、王振堂這些人物身上，我們看到了台灣真正的生命力。在政治掛帥的台灣，每天從早到晚充斥著藍綠互罵的口水和爭鬥的煙塵，如此一個擾攘、內耗的國家，不禁讓人懷疑是靠著什麼來維繫？如今看來，答案其實非常明顯：台灣的活力，是在草根而不在廟堂；台灣的方向感，靠的是民間而不是政府；台灣的道德與價值，是鞏固於社會人心而不繫傍於政治。
除了陳樹菊，台灣其實還有很多行義不欲人知的庶人英雄，默默打造自己的善心世界，守護身旁的弱者。除了王振堂，台灣企業也還有其他瞻矚高遠、下手沉穩的領袖人物，在各自的戰場出生入死。遺憾的是，社會大眾似乎常常忽略了他們的存在，甚或低估了他們的價值。在富比世雜誌推選陳樹菊為亞洲慈善英雄前，她的義舉甚少引起國內注意；而如果王振堂不是高掛在時代雜誌的百大排行榜上，我們對他的努力是否也將視若無睹？
沒錯，陳樹菊和王振堂都是台灣之光，也把他們的榮耀帶給了台灣。但別忘了，他們的成就，不是因為受到國外媒體的肯定才變得更亮；他們的價值，是在聚光燈探照前即已存在，只是民眾的心神一直為政治紛擾所侵奪，乃至無法看清我們身旁既有的瑰寶。而反過來看，政治上許多無謂的紛擾耗竭了人們精力，卻無法為台灣增添一絲幸福感，民眾為何甘願受政客的驅遣？
穿著球鞋登上紅地毯的賣菜嬤陳樹菊，在紐約為「英雄」寫下了新的定義。她也讓世人了解：人生所能期待的正義，可以在自己手裡變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