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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琚清 |
徐琚清（1908-1999），廣東梅縣人，在北京燕京大學畢業和曾進入日本明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深造，1929到1959年30年在印尼主持《天聲日報》和《自由報》筆政，兩次被逮捕監禁，一次是日軍侵略印尼時被捕關在芝馬墟集中營，與五百多名華社領袖一起坐牢3年半；另一次是1958年被蘇加諾政府以親臺灣為由逮捕，關禁一年多後驅逐赴台。蘇哈托上臺後，他又是第一個手持臺灣護照進入印尼商談加強印臺經貿和政治關係的特別代表。可以說，他一生中近半生涯與印華文化和經貿活動密不可分，是20世紀印華文化十分活躍的精英，這裏特簡介其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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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國父誕辰紀念日，徐琚清夫婦與馬樹禮夫婦 |
1925年夏天離家鄉赴上海，保送進蘇州東吳大學，原要研讀化學，不料1926年學校發生反教會學潮，就與鄧家棟、許登文一同由上海到北平，轉學進燕京大學，並改讀文史；1929年6月在燕大畢業，成績優越，獲得“金鎖獎”，代表畢業班學生在典禮上講話。在燕大期間，北京政治澎湃，徐琚清受家兄影響，參與國民黨活動，並在“國共合作”中積極參加李大釗領導的行動小組工作，至李大釗等13人被處絞刑才停
止。在燕大修文史三年，上過名教授洪煨蓮、王相齡、張星炫、陳援、周作人的課，曾寫過《北京長城考》、《梅州源流考》，畢業原擬寫《客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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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琚清夫婦 |
在燕大，徐琚清等發起組織“歷史學會”，他出任首屆會長，曾積極
組織演講會，邀請清華校長羅家倫主講《太平天國史》，也邀過胡適，但改介紹傅斯年來主講。
畢業後，燕大有意留他在史學系任助教，說一年後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但徐琚清不滿當時北京的混亂環境，決定遠走南洋，一念之差改變他一生經歷。
1929年秋，徐琚清返家鄉省親後，經香港新加坡到達吧城，原有意到東爪瑪琅任教職，但碰到同鄉吳偉康，極力介紹他進《天聲日報》幫忙，主持筆政和編報，因此改行從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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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8月徐琚清纘石婚紀念閤家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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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8月15日徐琚清金婚閤家留影 |
徐琚清父親于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在梅州蕉嶺原籍逝世，戰亂無法奔喪，後又被日軍逮捕關押3年多，心中念念不忘家鄉祖恩，因此1946年安排好《天聲日報》和中華總會文教部事務後，于當年夏回鄉祭父，遷葬父墳，到10月再南渡印尼，參與戰後華社文教復興工作。1948年，徐琚清改行經商，擔任椰加達中華商會總務，積極聯合全印尼各地商會，向當局交涉收回各地華僑被沒收的農產品，並組織成立了全印尼中華商會聯合會（簡稱商聯會）。
建立印華高商
根據徐琚清說明，當時，商聯會運用所得農產品回折傭金，為華社做了三件要事：1、設立印尼中華高級商業學校（簡稱印華高商），聘請著名教育家王秀南為首任校長；2、把中華商會原地（即卡查瑪達 175號）買下來作為印華高商校舍，同時將正堂前後廳用作中華總會和中華商會辦公廳；3、在椰城郊外北淡木蘭購買1.5公頃土地，作為印華高商未來擴展新校址。（可惜後來土地被政府以政治理由沒收，建校計畫胎死腹中。）徐琚清在中華商聯會出任常務領導，先後于1948、1954、1955年代表商聯會赴梭羅、巴厘、棉蘭出席經濟會議或商聯會大會，並於1957/1958當選椰加達中華商會總會長，成為該會最後一任領導，因中華商會於1958年5月被納蘇迪安軍管局封閉，徐琚清、梁錫佑、馬樹禮等親台僑領數十人被捕，關押在安魯斯荒島一年多，至1959年9月才獲得釋放驅逐出境，與其他七難友被送到臺北，住在僑園。
創辦《自由報》
1949年中國解放軍在大陸取得決定性勝利後，許多原國民黨人和知識份子紛紛逃亡國外，有不少教授、學者或工商業專家，通過親屬關係前來印尼。當時，印尼中華商聯會就聘請鄭學稼教授來該會工作（後來出任《自由報》主筆），聘請王秀南為高商學校校長，並協助馬樹禮率領中國《前線日報》一批報業人員和一部分機器設備遷入椰城，開設“安全火柴廠”，並將《前線日報》印刷機安裝在南洋書局內（南洋書局為商聯會會長郭美丞父子所擁有），後來郭美丞與馬樹禮合作，創辦《中華商報》。
1950年，在梁錫佑、章勳義、李裕崇、丘元榮、陳興硯等人的推動下，力邀徐琚清出面，主持創辦一份親台華文報，與當時《新報》、《生活報》對抗。因此，《自由報》在1951年2月1日正式出版，徐琚清出任社長，梁錫佑出任董事長，李裕崇負責財務和印刷（李裕榮為“時代印刷廠”老闆，全力支持辦報）；而編輯部有鄭學稼教授、謝幼偉、王季高、林元谷、梁明致等，都是來自大陸的著名報人或學者，陣營強大，但教授學者們不能合作，徐琚清不得不一再出面排解協調，出版一個月後不得不兼負起總編的工作。
徐琚清在《往事雜憶》中說明：“《自由報》出版，獲得僑界的支援，我們為了購置館址和印刷機器而擴大募股，受到印尼各地僑胞熱烈響應，連雜貨小商人都願意把鈔票送到報館來入股。發行方面，我們預定一年內徵求一萬名基本訂戶的目的，亦在十個月內完成。我們向荷文爪哇公報買了一部捲筒印刷機，在孟加勿刹大街買一幢巨廈做報館館址。”
當時，《自由報》等都計畫出版叢書，《自由報》曾將蘇加諾的《班查西拉》（建國五原則）譯成中文出版，而馬樹禮也寫成《印尼獨立運動史》發行，並將蔣介石所寫《蘇俄在中國》一書譯成印尼文發行。到1958年5月，《天聲日報》、《自由報》和《中華商報》三家親台華文報都被當局勒令停刊，報社被接管，全部領導人被捕關禁。
負責泰印外交工作
徐琚清到臺灣定居後，1960年7月出任僑務委員會第一處處長，1961年曾到日本考察一個月。1963年5月調任國民黨部第三組，出任海外通訊社社長，曾參加新聞訪問團考察泰、馬、星、菲、港，聯絡各地華文報界。1966年蘇哈托上臺後，徐琚清兩次到曼谷，會晤印尼駐泰大使迪亞和印尼情報局負責人阿裏慕多波，致力設法搞好印尼關係。1967年4月，他又與印尼外長阿丹馬力克洽談，于當年5月經港泰前來椰加達，成為印尼情報局貴賓，企圖要恢復臺灣與印尼邦交，但未獲成果。他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手持臺灣護照進入印尼的“特別”代表。1968年，徐琚清負責臺北印尼專案小組執行秘書，籌商與印尼互設商務代辦處。
1972年，被派駐泰國支部主任，至1975年6月，泰國與臺灣斷交才返台，自此退出政壇。
退休後，1976年起，多次訪問加拿大溫哥華，先後出版詩集《荊花吟屋詩存》、《花吟屋詩存集》和《易奄詩詞稿》（易奄為徐琚清筆名）等。
1982年7月，老友梁錫佑夫婦邀請同游多倫多、紐約、聖地牙哥和洛杉磯等市，後定居溫哥華。
1985年1月，應梁錫佑夫婦邀請，前來椰加達參加梁錫佑先生81壽慶。1987年8月15日在臺北舉行金婚紀念，全家團聚臺北。
1989年5月，徐琚清夫婦參加大陸觀光團回北京訪母校，並到上海探望其兄長，後夫婦游杭州、桂林、廣州，經香港返加拿大。1992年9月，訪香港會晤老戰友李裕崇等，夫人碧英和錦春經廣州回家鄉蕉嶺住數日。1997年，在溫哥華舉行60鑽婚紀念。此後因病少出門。
1998年7月5日，寫《隨筆兩絕》，自稱“活過九十歲，不算無福氣。未能考終命，五福欠齊備。”還寫了絕句一首《不如早走歌》，稱“遲亦走，早亦走，老伴照料太辛勞，親友生死兩茫茫，遲走不如早走。”還寫了《自挽兩律》，自稱“先逢亂世何須怨，沒在異邦早料知。”“異鄉終作開基祖，幾代能來謁臥碑。”
1998年9月15日馬樹禮夫婦特飛到溫哥華探望，徐琚清在病榻上寫下最後的詩篇：“隔海來探病，故人情意長。病重情逾重，感我熱中腸。”這一年底，徐琚清在溫哥華去世，享年91歲。他留下二公子徐慶強、徐慶倫，子孫滿堂。兩位兒子于2008年為父出版《雲城吟草》一書留念。(摘自2010年8月10日印尼國際日報---李清)
